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匍雁铜盉西周邦交礼节的见证鹿鸣新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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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腹,腹部一侧斜生长管状流,另一侧有一,三足或四足,有盖,盖多以链索与器身相连。”这是盉的基本特征。

“匍”雁铜盉,身做雁形,雁颈曲而上扬,昂首前视,双目圆睁,扁嘴微张,自然形成盉流。雁尾部有一个做蜷身上扬的龙首形手,扁腹下附四柱形足。器口上有子口器盖,盖略向上隆起,中部设一上粗下细的捉手为盖纽,捉手内饰蜷曲鸟纹,盖边缘塑饰不分尾的长鸟纹,与站立在雁尾上的一圆雕铜人相连。此人双手抱住器盖上环形纽,双脚之间有横梁,与雁尾上浮雕牛头饰顶端的环纽相衔接。

铜人发型为竖髻,高绾于头顶,发丝细密而整齐,面庞消瘦,五官清秀,上身赤裸,下身着十褶裙,腰束饰有连续菱形纹饰的革带,脚穿浅筒靴。

整器造型精巧端庄,美轮美奂。

然而,就是这件精巧端庄的铜盉却有许多至今没有定论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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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命运的偶然与必然

年11月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龙正和李青峰同志在应国墓地临时负责发掘工作。刚下过雨的一天,王龙正到滍阳岭各砖厂进行常规检查,从机灌站东侧的大路上走过,习惯地在路西边断崖上仔细察看,希望能有新的发现。

下雨之后,土壤被淋湿,其土质结构与土色、成分均暴露无遗,所以很容易辨别未经翻动过的“生土”与人为活动留下的“活土”之间的差异。王龙正很快发现一个地方的土明显有些异样,显然是“五花土”,于是断定它是一座古墓葬。多年的田野发掘经验告诉他,对于砖瓦厂等取土的生产活动场所而言,如果在断壁上暴露出一个平底的U形剖面,那多半就是一座墓葬,当然亦可能是一个灰坑或窖穴。至于其年代,则需要通过墓葬形制与结构以及出土器物才能做出判断。

这座墓被认定之后,王龙正立即组织人手开始发掘,发掘结果证明这是一座战国晚期的空心砖室墓。清理完这座墓葬之后,本以为可以收兵回营了,但这时候王龙正又发现了新的情况。

按理说墓室四壁都应该是没有人扰乱过的“生土”才对,可这座墓的西壁却仍然是“活土”。凭借丰富的田野发掘经验,王龙正断定这是另外一座墓葬,位于这座战国墓的斜下方,被战国墓所打破,其年代要更早一些。应国墓地经常会出现这种打破现象,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土壤深厚,是墓地位置的最佳选择,所以历朝历代都有人将祖先的墓葬安置在这里。由于这个原因,旧墓上面增添新墓的情况十分常见。而且如果人们发现新墓坐落在旧墓上面,更是一种吉利的征兆,说这是“棺上棺”,谐音“官上加官”,预示着他的后辈要升官了。

这座被叠压在战国墓下的是一座小型竖穴土坑墓(编号M50),长度只有3.1米,宽度仅为1.5米。墓葬填土为褐色胶泥土,其上半部暴露在断崖边上应有相当长的时间,历经风吹日晒,如夯打般地结成一体,十分坚硬,给发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小手铲根本不起作用,即使用小钉耙使劲地锄下去,也只是挖掉一颗土瓣,或只留下一点锄痕,所以干一天下来震得人手腕酸疼,两个民工干了四五天,才挖下去一米多深,说啥也不想干了。

据以往情形,这么小的墓葬,估计随葬品顶多是一两件小陶器,或者什么也没有。因此,多数人向王龙正建议放弃此墓。但王龙正没有同意,坚持要将该墓挖到底部,便竭力说服民工继续下挖,并允诺该墓可以用大三齿耙向下挖,不计进度,每天挖多少都成。

据王龙正回忆,11月7日傍晚时分,他正在墓地中段的薛庄乡砖厂清理另外一座墓葬,忽然有民工来报,说是M50出土了一件玉器,被打烂了。等到他来到现场一看,原来是一件铜器,其腹部被筑了一个圆洞。因为露出部分的表面没有锈蚀,光洁明亮,所以被民工误以为玉器。这时距墓口的深度只有2米。看着铜器上被筑开的窟窿,王龙正说:“真的很有些心疼。”他细心地用小手铲拨开周围的土,并用毛刷进行清理,发现是一件仿自大雁形状的铜盉,倾斜着平放在棺外二层台的上面。

这件雁形铜盉的背部开有圆形器口,口上有盖,高领,盖与器身之间用一个上身裸露、下穿十褶裙的男人模样的铜人俑作为链条相连接。前有龙头形流口,后有曲体龙形鋬手,人俑脚下踩有一个牛头形浮雕装饰物。器盖与器颈部饰云雷纹衬底的凤鸟纹,器盖内铸有铭文40余字,字体清秀美观,清晰可辨。整器通体几乎没有锈蚀。据此铜盉形制与纹样看,这座墓的年代属西周中期。

奇迹,真是奇迹!这么小的一座墓,竟会出土如此精妙绝伦的珍宝?这是国宝啊!

王龙正强压住喜悦的心情,不动声色,马上通知所有民工下班回家,他独自留下继续小心翼翼地清理。

这时天已经黑了,为安全起见,王龙正将铜盉从填土中完全剥离后带回了驻地。第二天王龙正将铜盉放回原位,按工作程序拍了照片,绘了图,做了记录,与此同时又清理出其他一些铜器和玉器。

多年之后,王龙正在他的《古应国访问记》一书中专门提到面对这件铜盉时的复杂心情:

“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每当看到这件文物,我总不免为它身上不该出现的伤口而感到惋惜与内疚,因为如果不是我让民工用大三齿耙向下挖掘,那么它身上的伤痕就有可能避免。尽管那伤口已被本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室所治疗,但那疤痕永远铭记着我的过失。虽然是无价之宝,却因白璧微瑕而使人产生美中不足的遗憾。但反过来这样想,如果不是我坚持将该墓挖到底的话,那么这件珍宝将会在近期内无缘得见天日。因位于路边,也不是没有被盗的可能。有鉴于此,将我的功过相抵,可以吗?”

铜盉出土后,一直存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文管会。年4月由平顶山市文管会调入河南博物院,然而这件大名鼎鼎的“匍”雁铜盉尚未入藏河南博物院就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赴外展出,直到年4月才正式入藏河南博物院,面向大众,向世人揭示古应国神秘面纱的一角。

当铜盉出现在学者面前之后,摆在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它有怎样的用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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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问世间盉为何物?

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据《说文》解释盉为调味之器;王国维根据端方所藏出土铜禁上所列诸酒器中杂有盉,著《说盉》一文,认为盉为酒器,并进而指出盉是“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及《殷周青铜器通论》依从王国维之说,并补充认为:盉有足,亦可兼温酒之用;郭宝钧认为“盉是古时和酒温酒的器物”;陈梦家提出:古人将郁金香叶置于黑黍米酒中,酿制一种称为郁鬯的酒,而盉就是专门浸泡并温煮酒的容器。

此类说法大多是根据盉字的音训而得出的结论,认为盉为酒器。

现据墓葬出土成组的青铜礼器之组合关系与出土情况分析,对盉有了新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盉应为水器:平谷刘家河墓中壶形盉出土时置于一盘内;安阳郭家庄M随葬有一盘、一盉;泾阳高家堡71SJGM、91SJGM4二墓各出一盉一盘;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盘、盉各一件。

据考古资料显示,西周中期墓中随葬盉已较普遍,多伴出有盘,且纹饰相同或接近,有的共出盘还有同铭的现象。西周晚期墓多实行匜、盘组合,但凡有此种组合墓中均不见有盉,若盉、匜同出,则配有二盘。加之宗仲匜等

器又自名为盉,表明此盉、匜二器在一定历史时期用途相同,可以互代。

前辈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是否器物自己能够告诉我们它是做什么用的?它的主人又是谁呢?

“唯四月既生霸戊申,匍即于氐。青(邢)公事(使)司史(使)曾(赠)匍于(以)柬(束)贲、韦两、赤金一匀(钧)。匍敢对扬公休,用乍(作)宝彝,其永用。”“匍”雁铜盉盖内刻有清晰的铭文。

铭文大意是:在四月戊申这天,应国大夫匍到了氐这个地方。青公派司史赠送给匍一束鹿皮做的服饰,两件围裙,一钧(或说30斤)红铜。匍谢青公的恩赐,并用这些红铜铸成这件铜盉,祈求能长久地使用下去。

问题接踵而至,在铭文中的青公是谁?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发掘者王龙正等学者认为:青公即邢公,是为邢国国君邢侯。

按照王龙正等学者的看法,铭文记载的是一个名叫匍的应国使者前往河北邢台一带的邢国进行正常的外交访问活动,受到了邢国国君的亲切接待。当匍访问结束准备回国时,邢国国君派管理外交事务的大臣赠送给匍红铜、鹿皮制作的衣服和皮制的围裙。匍回到应国后,就用这些铜材制作了这件铜器,用来纪念这次成功出访邢国的事情。

器物的形状之所以制成鸭或雁形,主要是根据西周严格的等级制度,匍是卿大夫一级的贵族,只能用鸭子、雁之类造型的器物。

该器铭文反映出的是诸侯国之间所例行的眺聘礼情形。

《周礼·行人》中记:“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周礼·春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缫皆二彩一就,以眺聘。”郑玄注:“大夫众来曰眺,寡来曰聘。”

《礼记·曲礼下》亦记:“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

但在西周金文中很少见到有关诸侯国之间互行聘礼的例子,执此观点的学者无不以此器为例援引以征。

另一种观点以李学勤为代表,认为青公并非邢公,而是周王朝的大臣,“匍即于氐”是一次受周王支持的*事行动,而铭文所记录的就是王室大臣青公遣使慰问应国大臣匍之事。

身份一时难以考证,用途也难统一,好在在匍盉的年代问题上学界并无太大的争议。从器型上看,其口部与口下领部及器盖的形制,与穆王时期的长思盉较为相近;从纹饰上看,长尾凤鸟纹属于陈公柔、张长寿先生所划分的鸟纹中的Ⅲ3式,其时代亦与穆王时期相当;从铭文看,字体为西周中期所流行的玉箸体。学界基本认定匍盉属于西周穆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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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史料不存匍盉为证

“匍”雁铜盉出土于50号墓葬(M50),年代定为西周中期。M50位于墓地南区的中段,滍阳岭东坡上,滍阳镇水利所办公室大院外的东北角。该墓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度。墓口距地表深1米,口略大于底,墓壁斜直下收,墓底平整,底部周围有稍经夯实的熟土二层台。墓口南北长3.12米,东西宽1.52米;墓底长3米,宽1.4米,距地表深4.1米。M50只有一具木棺以做葬具,位于墓室中部稍偏西处,已朽,底部铺有一层薄朱砂。

棺内墓主人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北足南,骨架大部分已朽,仅有部分牙齿、股骨、腓骨保存下来,根据牙齿分析,其年龄在40~45岁。

墓内随葬器依其用途不同,分别位于二层台上、棺顶板上及棺内。二层台上主要为铜器与锡器。二层台东侧自北向南依次放置有1件“匍”雁铜盉、1件铜鼎、2件铜戈、数件锡器(已朽为粉末);西北角放有2件铜车辖、1件圆形漆木器(已朽,仅有黑色痕迹)、锡器(已朽为粉末);西侧中部放有1件陶鬲、1件锡斧、1件锡卣、2件銮铃、2件马衔、4件马镳、2件扁匣形带扣;西侧南部有2件圆泡形铜带扣、3件铜环、若干薄铜片、1枚锡钉、1件锡器(已朽为粉末)。棺顶板北端有1件锡钖;西北角有1件锡斧;中部偏西有1件铜环;东南部有2件锡器(已朽为粉末)。

放于棺内的主要为玉器。墓主人口部有4枚玉管、3枚菱形玉饰及由一件玉戈破碎而成的若干碎玉片,是为玉琀;胸部有1件柄形玉璋,应为握玉。

M50是一座小型墓,铜礼器仅出有单弦纹铜鼎与“匍”雁铜盉2件。研究者认为应国墓地除国君及其夫人墓外,其他贵族墓大多未随葬有大量的青铜礼器,而从西周中期早段的中小型墓中大都随葬有少量锡礼器这一点上来看,应国在当时国力并不强盛,贵族们拥有的财富很有限。

M50埋葬在应侯墓附近,配合墓中所出的“匍”雁铜盉铭文,研究者认为墓主人应是穆王时期专门管理应国外交事务的官员——司使,私名为“匍”。

匍盉的出土,不仅是西周时期礼制的见证,同时也是古老应国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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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古应国的重现

“匍”雁铜盉是应国墓地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

应国墓地的发现可追溯至年邓公簋的意外发现,加之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应事(使)墓,从而使考古学家认定了该地即为古代应国贵族墓地所在地。应国墓地自年开始发掘,年截止,历时21年,在应国墓地共发掘了多座古墓葬,其中包括两周时期的贵族墓与两汉时期的平民墓两大类。

历时前后20多年科学而细致的田野发掘,考古学家发现应国墓葬的分布与排列规律:墓葬自南向北依次排列,井然有序,极少有相互打破关系现象;墓葬的入葬年代随着墓葬位置的北移,相应地发生从早到晚逐渐递进式变化,即墓葬位置愈靠北边,其入葬年代愈晚,而且在年代上是连续性的,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所有的每组应国国君级大墓——应侯及其夫人墓,都无一例外地东西并列位于滍阳岭的中脊部,其中应侯墓居西,夫人墓居东;中小型贵族墓大都分布于大墓之间或大墓的东侧。

这种情况表明,应国墓地表现出《周礼》记载的“族坟墓”特征。

也就是说,它可能提示出应国墓葬区是由冢人统一管理的应侯家族墓地——公墓区。应国墓地的使用首先是从滍阳岭南端开始,其后按照顺序依次向北埋葬。据诸多考古学家与专家研究,滍阳岭的南端正好位于应国都城——应城(原滍阳镇)的西门外向北不远处。大概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才导致了应国墓葬自南向北依次埋葬的基本格局。

据考古人员推测,完整的滍阳岭由南到北依次分布的墓葬,显示出一幅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逐渐发生演变的具有相对早晚关系的各类器物的考古学文化图谱,并且可以清晰地列出应国各代国君的世系表。但令人遗憾的是,滍阳岭被早年挖成的一条大沟和一条水渠拦腰分割成3截,当地群众在滍阳岭上先后建起了6个砖瓦厂,不断地取土做砖,加之早期文物意识不强及盗墓者猖獗,许多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都不幸散落遗失,而使本来完整的应国文化图谱留下了几个缺环。

应国原为应龙氏后裔。“应”字在甲骨文中是“鹰”字的象形字,表示它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应龙氏在阪泉之战中帮助*帝战胜了蚩尤。商代时应龙氏后裔在山西长子县建立了应国,立都应城,成为商王朝西部边境的重要方国之一,甲骨卜辞中有商王步于应、应侯朝商的记载。

周灭商后,早期可能为监国,史有应监、应公之称,后武王之子应叔受封于此地,是为应侯,地位显赫,古应国亦成为姬姓诸侯国。其后,应国从山西向南迁徙,在今河南平顶山一带建立了新的城址,仍沿用应国故名,此后的数百年间,应国不断发展壮大,内强国力,外联友邦,与周边的胙、邓、申等国均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公元前年左右,楚国攻占了应国,迁应侯及应国贵族于湖北荆山一带,以便控制。

公元前年,楚平王继位,在全楚国范围内实施了大规模的“复国行动”,将以前被楚国所灭的陈、蔡、申、许、房、道、胡、沈8个诸侯国与应国、吕国一起恢复国号,让他们的子孙回归故土,重掌*权,但要听命于楚国,应国成为楚国在其北方边境的重镇,为楚国屏御北土。公元前年前后,应国终被秦国兼并,继而被秦王赐给其臣范雎作为其领地,范雎亦称应侯。至此,古应国终结了它的国史,退出了诸侯国的历史舞台。

应国墓地的发掘被评为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业内对此次田野工作总结有3大收获:确定了应国被楚国兼并的年代,发现了应国曾经复国的事实,证实了应国被调往南方的历史重任是为了防御南淮夷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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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珍:“匍”雁铜盉

入藏地:河南博物院

制造年代:西周(前-前)

外形参数:通高25.2厘米,流至尾长31.8厘米,体宽17.2厘米,口径14.3厘米

出土时间:年出土于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

(来源: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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