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病了，一病不起。此时离他登基当上大明的皇帝，不过十天。
太医们束手无策。只有一个外行的内侍，名叫崔文升，竟然敢给皇帝开了个方子。朱常洛也真是豁出去了，竟然敢照着这个方子配药吃药。
这下可好，大泻不止，皇帝一夜如厕数十次，一度昏迷不醒。
然后，又有个胆大的来献药。
这个人叫李可灼，任职鸿胪寺，举止颇有几分仙风道骨。他被引荐后，向朱常洛进献了自己调制的“仙丹”。仙丹被藏在一个造型古朴的锦匣内，送至御榻前。
朱常洛迫不及待，就着水服下一颗仙丹。感觉精神立马好了许多，暖润舒畅。大臣们悬着的心也都放下来，欢呼雀跃地退下了。
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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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食仙丹，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朱常洛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只不过，历史上大多服食仙丹的皇帝或名人，都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长生不老，或为了升仙。
距离朱常洛当皇帝大约两千年前，战国时代，已经有一拨炼丹方士在各国之间蹦跶，向国君进献不死之药，把齐、燕两地个别国君发展为忠实拥趸。
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就普遍怕死，从而拉开了无限折腾地寻找长生不死药的序幕。秦始皇最疯狂的举动，是派出童男童女各五百人入海寻药。结果，人都有去无回。
汉武帝晚年也怕死，但他比秦始皇“幸运”，因为这时候已经有方士声称可以炼制丹药，不用再去虚无缥缈的海上找了。
方士李少君，自称见过蓬莱仙人安期生。他向汉武帝表示，他有一项神奇的技能，可以化丹砂为黄金，再用这些黄金涂抹餐具表面。一日三餐使用这种特制的餐具，可以延年益寿。寿命足够长了，才能到海上见到安期生，求得不死之药。
李少君这个脑洞开得很大，理论逻辑也没毛病，所以深得汉武帝信任。
不过，他还没帮汉武帝实现长生大业，自己就先病死了。延年益寿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现在的研究认为，李少君其实就掌握了一项核心技术：朱砂为澒，即用丹砂烧炼成汞（水银）。
靠这项技术，他已经足够在帝国的不老之药忽悠版图上赢得绝对重要的一席之地。
▲电视剧照：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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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估计有少数像李少君这样的“精英”掌握了“朱砂为澒”的技术。
当时写成的一些书，包括淮南王刘安所编的书里，都记载了这项技术。比如《神农本草经》将丹砂列为上品药，明确指出其能化为汞。
大家应该还记得司马迁写过的“巴寡妇清”——中国最早的女富豪。她是怎么发家的？就是因为家族发现了丹砂矿，靠卖丹砂赚得盆满钵满。
可见，秦汉之际，丹砂的需求量和价格都很可观。而其主要流向，正是用于炼丹。
炼丹术中，丹砂和水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代方士把炼丹渲染得神乎其神，说白了都是围绕丹砂一水银间的神奇“还丹”变化来进行的。
就像东晋著名的炼丹家葛洪所言：“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化学过程。
用我们现在的化学知识，一个高中生就可以秒杀古代一流的炼丹家。
但必须注意到，古代炼丹家在毫无现代化学知识的背景下，试验出了这么神奇的化学变化过程，他们的原创性，绝对让现代人望尘莫及。
当时的炼丹家在理论认知上非常淳朴。他们发现丹砂这么奇妙，能在水银、丹砂之间变来变去，不像草木一烧就成了灰烬。丹砂不但烧而不烬，而且“烧之愈久，变化愈妙”。
“烧不死”和“不败朽”的东西，一定也能使人长生不死。
基于这种朴素的信念，炼丹家不断折腾，在主料丹砂和水银之外，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入其它金石药物，彼此混合烧炼，反复进行还原和氧化反应实验。
最终，顶级的炼丹家用九个连续的反应器，可以递次炼成丹华一神符一神丹一还丹一饵丹一炼丹一柔丹一伏丹一寒丹。这就是著名的“九鼎神丹”了。
▲电影截图：都知道出自哪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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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自称深谙炼丹大法的方士奇人很多。有些是忽悠的，也有些是真诚的。
最爱君先举个大忽悠的例子。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找了一堆道士来炼仙丹。这个炼丹小组的负责人叫赵归真。赵归真请求到吐蕃采购炼丹用的仙药，说这些仙药本国找不到，只有吐蕃国有产。
他的请求未获批准，理由：你是炼丹小组的组长，肩负重担，如果你去干采购的活儿了，整个小组不就群龙无首了吗？
你就说吧，需要什么仙药，我们派人去买就行。
赵归真于是奏上药名：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
唐武宗让人找遍各地，果真没找到。
这些都是赵归真想开溜而杜撰出来的药名，怎么可能找到？
反正唐武宗跟着赵归真炼丹吃药，早早就归西了。
而一些真诚的炼丹家，可能穷其一生，都在琢磨怎么炼出一炉“好仙丹”。比如葛洪。
葛洪强调，炼丹一定要找人迹罕至的名山，否则邪气进来了，药就炼不成。开炉前还要斋戒百日，不见俗人等等。百般禁忌，种种仪式，哪一个都得认认真真，不能疏忽。
尤其是火候，决定了将要进行的化学反应是否成功。一个好的炼丹家，一定是对火候的掌握到了纯熟的地步。葛洪特别钟意用马粪做燃料，他甚至认为，有些丹药炼制时须“以马屎火煴之三十日”。
除了马粪，人粪偶尔也用于古代炼丹活动。
唐末成书的《通玄秘术》记载了一种名为“人粪霜”的燃料，即将一两左右重量的人粪晾干后盛于瓦片，在火上烧烤，待颜色发红后再用瓦片盖好，移走使温度趋冷，以免成灰，取出后即可用作温养丹药的燃料。
这个也成了炼丹的一个“小秘诀”。
总之，炼丹是一项既讲究又烧钱的事业，没几个人玩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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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最认真负责的炼丹家诚心诚意炼出来的“仙丹”，给你，你敢吃吗？
无论是自己炼丹，还是应邀为皇帝、贵族炼丹，炼丹家一般都要先自服，试吃看有没有问题。
试吃往往试出悲剧。《洞仙传》写过一个事，东汉时期，毛伯道、刘道恭、谢稚坚、张兆期四人一起在王屋山学道，学了三十多年，共同炼出一款神丹。神丹炼成后，毛伯道先试吃，死了。刘道恭接着吃，又死了。谢稚坚、张兆期一看势头不对，都不敢吃，弃药而逃。
这个事不管真假如何，至少说明了当时炼丹家的一种成名风险：以身试药、中毒而亡的概率，毕竟太大了。
丹药中所含的铅、汞、硫、砷等物质对全身各系统和器官均有毒性作用。其基本病理过程涉及神经、造血、泌尿、心血管、生殖等多个系统。
比如汞，中毒后手脚发麻，口腔麻痹，全身乏力，头昏，头痛，严重可危及生命。此外，硫和砷的氧化物，都是剧毒。
这些原理，古代炼丹家一开始不懂，但他们试过、死过就慢慢知道了。
为皇帝炼丹的方士，为了自身安全，会借力皇权转移试药风险。
北魏道武帝当政期间，有个叫董谧的人向拓跋珪进献炼丹成仙之类的经书，获得重用。拓跋珪专门为他设置仙人博士职位，设立仙坊，作为煮炼仙丹的指定场所，还封了整座西山，只为炼丹提供燃料。最重要的是，拓跋珪为董谧提供了一批死刑犯，用于试药。
这批死刑犯，基本都试药试死了。拓跋珪自然也不敢服用董谧炼出来的仙丹。
知道服用丹药中毒的风险太大，惜命的皇帝通常是不会轻易吃的。北齐文宣帝高洋请方士炼成了九转金丹，但他一直放在玉匣里不吃，对外声称：“我贪人间作乐，不能飞上天，待临死时服耳。”
等到活马当死马医的时候吃，也不迟。
除非，哪个好彩的皇帝遇到了大师级的炼丹家，他才敢放心服用。
陶弘景就是这样的大师。他为梁武帝萧衍炼过丹药。史书记载，梁武帝为陶弘景提供了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作为炼丹之用。丹炼成后，色如霜雪，陶弘景称为“飞丹”，他自己吃过后感觉身体变轻了，有种升仙的幻觉。梁武帝跟着服用了，也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同时代的另一炼丹家邓郁，也为梁武帝炼制了丹药。梁武帝却不敢吃他的。
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皇帝，虽然也想长生，也想升仙，但他们对丹药的服食还是很慎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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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人对丹药的态度，可就没有这么慎重了。包括最爱君前面提到的唐武宗在内，唐朝至少有六任皇帝是服用丹药中毒而死的。
皇帝的疯狂，也带动了文臣武将、诗人道士的疯狂。李白、杜甫、韩愈、元稹等等，要么极度热衷炼丹，要么因为服丹而死。整个大唐的气质，似乎都带着这种癫狂、迷幻而不真实的色彩，这跟丹药的流行不无关系。
不过，代价太大了。你想想，光皇帝就贡献了六条命。
所以入宋以后，服食金丹这种高风险的事儿，大家干得少了，慢慢转而练起内丹术。
看来，还是气功安全点。
到了元明以后，炼丹术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以丹砂、金石炼丹的传统方式，几乎完全被本草所替代。方士们希望在植物王国寻得合适的炼丹原料，即现今广泛流行的本草中药。
但并不是说本草丹药就无毒，很多用于炼丹的草木本身也有毒性。因此，这些也可能致命。
不要命的皇帝，还是有的。
嘉靖、雍正等明清两代热衷于丹药的皇帝，时常服用的仙药可能主要功能在于壮阳。这些仙药基本混杂了草本与金石，还有红铅、秋石、人乳等诡异的配方，他们最终也都中丹毒而死了。
登基一个月的时候，病重的明光宗朱常洛吃到了李可灼进献的仙丹，其实就是一种混合红铅、辰砂等炼成的红色药丸。
朱常洛一下子感觉病快好了，直夸李可灼是“忠臣”。当晚，又催促着服下了第二颗红丸。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凌晨，朱常洛病情突然恶化，随之一命呜呼。
李可灼及其进献的红丸，成了最大的嫌疑。是意外，还是蓄意？背后，有没有主谋？“红丸案”发生后，一直就是众说纷纭的疑案。
就“仙丹”本身而言，朱常洛服用之后，回光返照式的体验与迅速的垮掉死亡，恰好是古代丹药好坏不定的一个缩影——
即便你贵为皇帝，服用之后，下一刻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