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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河南日报》
原文作者河南大学*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师贺俊
“若剥开‘最早中国’这一热闹非凡的问题的表壳，不难发现似乎只有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最早中国的诞生。”
近年来，“最早中国”这一命题在学界引发广泛热议，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究其原因，与不同学者在史观、理论、方法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重大分歧密切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持何种观点，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国家文明（夏文明）及其所处的时代，在早期中国形成与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则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学界早已注意到，在距今约~年前后的中国大地上，曾先后存在多个高度发达、有显著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局面，其中某些甚至达到了国家文明的水准（如良渚文化）。然而，进入二里头时代，在周边区域社会早已渐次衰落、发展进入低谷的情况下，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腹地崛起，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发展水平最高的考古学文化。这一现象可以形象地描述为“皓月凌空”，表明中国文明从无中心的多元发展到有中心的多元。
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并非一蹴而就。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许多二里头文化日用陶器可以追溯到本地王湾三期文化。但不少高等级文化因素，如铜、玉、陶质礼器和丧葬习俗等，都只能另寻他处。比如，二里头人群接受了西方的青铜冶金术，朱砂铺设墓底的习俗应源于晋南陶寺文化。铜器中的圆形器，玉器中的璋、琮、鸟形器等，陶礼器中的鬶、盉、爵等，分别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龙山等文化密切相关。当然，二里头人群在继承的同时也有不少创造性发展，如发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礼器群，朱砂铺底的葬仪更加制度化，牙璋在形态上发生了不少变化等。可见，二里头文化是在以中原文化为本底、继承并创新诸多史前文化精粹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据统计，目前已发现近处二里头文化遗址，而实际数量则可能更多。它们主要分布在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以环嵩山地区为核心。其中，二里头遗址具有都邑性质，处在当时聚落体系金字塔的顶端。作为国家权力中心，其具有都邑庞大化、布局严谨、人口高度集中及对大型礼仪建筑、青铜与玉礼器的独占等特征，表现出高度的集权、阶层分化和职业分工。在都邑之下，可以确认多处次级中心，如新郑望京楼、郑州大师姑、巩义稍柴、绛县西吴壁等遗址。它们都是特定区域内重要的行*管理中心，同时还承担着*事防御、手工业生产等职能。再往下，可确认的一般中心的数量更多，如登封南洼、王城岗，郑州东赵，驻马店杨庄，平顶山蒲城店，垣曲古城南关，夏县东下冯等遗址。它们的性质复杂，包括*事据点、手工业生产中心、资源转运中心等。除此之外，其余遗址多数应该属于基层聚落。
上述四个层级聚落之间存在*治上的隶属与依附关系：二里头都邑通过控制次级中心和一般中心来实现其自身的高效运转和对广大二里头文化区的有效管控；次级和一般中心一方面需要来自基层聚落的人力物力资源，另一方面可能需要为后者提供安全保护。整体而言，不同层级聚落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高效有序的社会共同体。
同时，二里头文化对同时期周边区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陶器为例，不难发现二里头文化陶器或其某些因素在北方、关中与甘青、*淮下游、长江中下游及华南等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其中，最值得